中华狂澜
第二百二十九章 新政综合症（四）
御史萧丙炎在1906年的一份奏折中就痛陈道：“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复委其责于乡绅，乡绅中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刁生劣监，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长官，藉端牟利，朋比为奸。”
而一旦民变发生，地方当局或者欺瞒上级，谎报军情，或者处理不当酿成血案，致使民变愈演愈烈。
如四川达县乡民，请求罢免苛捐，尽去浮收，革除劣绅。知县佯称十日内将积弊消除，乡民欢欣而散。而地方当局旋调兵镇压，从而激发大规模反抗。对于这一点，朝庭内部不少官员都看得十分清楚，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在纠参广西马山县县令时便曾指出：“以兵力济其贪暴，激之使众怒愈不能平，驱之使民党愈不可解，而其祸始大。”
随着矛盾的激化，清庭也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在1906年2月，朝廷颁发谕旨，要求各地方官员慎重解决骚乱。
各省举行新政，就地方筹款，如学堂巡警诸务，原以本地方之财用，办本地方之公益。一省之中，经济状况参差不齐，风气也不同，全在于地方官员能够因地制宜，量力办事。涉及财税的新政举措，应该提前多加宣传，使百姓明确政策目的，还要选取名望好的绅士，并且严加督察。人们的反抗和谣言自然无从生起。在实施过程中，碰到阻挠，应该惩治最严重者，一两人既可，万不能激起公愤。地方官开明果断，还发生骚乱——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乃闻不肖州县，平时上下隔绝，于行政筹款等事，不加体察，委之地方绅董。······挟私自肥。百姓以为厉己，则怨窦丛生，驯至布散谣言，酿成事变。”
从1904年到1906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里，直接针对地方自治的骚乱事件就遍布全国15个省区。其中湖广37起，两方向15起，陕甘12起，两江3起，东北3起······许多调查员、办事员、自治会董事被殴打，自治局被捣毁。有的骚乱甚至波及周边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