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狂澜
第二百二十九章 新政综合症（四）
新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但没有感受到新鲜事物所带来的兴奋和益处，反而被索取太多的财富和资源。
但是局势还是在进一步失控。贵州官员惊报：“饥民为会匪煽动，聚众抢掠，其势渐及燎原”；四川地方官上报朝廷：“盗风增剧，将酿巨乱。”两广总督提醒朝廷：“人心思乱，处处有一触即发之机。”
这些清政府官僚口中的“会匪”，即在刘飞扬的暗中支持下日渐浮上水面的国民党革命力量。在危机时代，革命派与民变的结合将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巨大力量。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起的利益分配矛盾与冲突，由于改革中出现的社会脱序、通货膨胀、人口爆炸、流民、失业等社会问题，都必然会引起不同地区、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带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力求进入政治场所，各自谋求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所有这些诉求，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可能都具有合理性，但在改革初始阶段，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都远远不足以满足上述种种需求。这种人们政治诉求的高水平与客观条件的低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诉求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挫折感，在政治层面上，势必会引起剧烈的政治参与涌动。这种参与压力与某种西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会出现以激进主义为特点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政局动荡，并进而可能形成社会不稳定、权威流失与失控、与参与爆炸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笃信宪政救国的人们试图与现行政府合作，切实进行政治变革，实行立宪政治，警告大众“不变则亡”；另一方面中下层群众因为自身利益受损，极力反对新政。更复杂的事情在于，在二者之外，还有第三股力量，刘飞扬系的人民力量党和暗中的国民党等革命派，革命派认为社会不仅要变，而且还要促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期建成比美国政体还要科学的中国政体。虽然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但是中下层的民众和革命派这两种反对力量极其容易发生合流。这就使处于社会中间的立宪派不得不面临数倍于己的反对力量。
总的来看，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在人类历史上，大凡变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如果设计精当，操作合理，该民族、该政体即可获得一次革除顽疾、重获新生、脱胎换骨的机会；反之，若不能充分调动诸多积极因素，赢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则事与愿违，所取得的有限改革成果也会付之东流，甚至成为现行政体的反对力量；改革惠及不到或因改革受到损害的阶层的不满情绪则呈几何级增长，一旦时机成熟，一切隐藏的矛盾和怨愤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待到各阶层情绪失控，统治权威尽失，则意味着该政体陷入崩溃。就像医治身患重症者，一个医术不甚高明的医生不仅不能使其康复，反而会诱发出一系列综合症状，加速生命体的终结。
第二百二十九章新政综合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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