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狂澜

第二百三十四章 “铁路危机”（一）

1902年6月，锡良由热河都统调任四川总督，赴任途中奏请朝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锡良雷厉风行，到任后立即投入运作，1903年1月在成都设立了官办川汉铁路公司。1903年6月18日，在四川奏报的集股章程六章五十五条中规定，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官股，即为地方政府持有的股份；二为商股，是地方富商认购或者在上海等地招募的股份；三为民股，主要是租股，就是来源于农民的地租；四为利股，是以前三种股本为流动资金，从事别种商业投资，收获得利润作为二次股金。

其中第三种来源使得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成为铁路股东，锡良的筹款之举时这样说：“力主自办，集绅会议，奏设专局，招商股，筹公股，复就通省田租岁抽百分之三，名为租股，数年积至千万以上，股款之多，为中国自办铁路最。”在承平时代，锡良不失为一员能吏干将。暂时牺牲部分群体利益服务于整体近代化建设，在后发展国家中屡见不鲜，也不失成功案例。

但是，在危机时代，在清末社会，锡良的举措只能成为一步险棋，将为川汉铁路、甚至四川全省的命运埋下一个最不稳定的伏笔。锡良离任之时又将官办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公司由官向民的转型时期，债权债务存在很大的不明朗性、争议性，这就为清庭发动国有化运动、制定赎买政策增加了难度，引发纠纷当在预料之中。

1906年7月，继任川督王人文以四川布政使护理川督。

邮传、度支两部分别发出电文，要求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立即清查川汉铁路公司账目以备政府接收。9月22日，朝庭以皇帝名义发出谕令，要求停收川路股款，并饬王人文查明股款的确切数额，拟换发国家铁路股票。

3天后，邮传部发出的电文更加明确地表示了朝庭的处理办法：对所有川汉铁路的股本——无论官商民各股——已经用在铁路上的股金，国家换发国有铁路保利股票，没有使用的部分，任凭取回股本，也可以继续入股，也可换发国有铁路保本股票，至于亏损部分，国家不予补偿，由具体经办人负责。换发后的所有国有铁路股票，也可分红，也都可以向大清、上海交通两银行进行货币抵偿，在一定程度上，国有股票兼有国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