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狂澜
第二百二十章 刘飞扬下野
载涛和载泽也从集权中央的角度出发，建议政启将刘飞扬严加处置：“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刘飞扬之党羽；光绪一死，在刘飞扬的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
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因为在感情上不能容纳刘飞扬，也乘势煽动，康有为在《上政启皇帝》书中，请“杀贼臣刘飞扬”。
但是张之洞却极力反对，劝告政启不可感情用事——“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请求允许刘飞扬辞职“致休荣养”。张之洞之所以能在入军机后与刘飞扬相容共处，并于关键时刻袒护刘飞扬，一因其二人都是在地方督抚的位置上崛起的汉族官员，是中央集权的重点削弱对象，有共同的政治命运。二因保皇党少壮派的崛起在客观上削弱了张之洞的政治影响，张之洞虽入军机，但徒拥高位。政启虽然在感情上希望笼络这位老臣，常以拟就谕旨使其复核，“然垂询之意，仅在文义之协否，而非事实之当否也”，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政启并不尊重张之洞的意见，所以张之洞虽有所“谏诤”，但“孤掌难鸣”。
政启就惩戒刘飞扬之事还密电征询新军中的高级军官意见，两江总督第二军军长刘洪恩、东北总督第四军军长林镇伟的答复是：“刘有何错可责，若责刘，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政启最终于1905年4月2日以降下上谕：“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刘飞扬，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刘飞扬岳丈谭钟麟病逝，着即开缺，归家其忧，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很显然，在上谕用语中政启十分慎重，这应是他权衡利弊后的决断。刘飞扬接到“归家其忧”上谕后，即向政启辞行，从京师返回上海。
政启受德国皇室策略影响很深，他曾亲眼目睹德国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他认为国势的强盛即源于皇室的强盛。但他身边支持者当中，除了载泽、端方等少数人外，都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他在不待羽毛丰满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向刘飞扬开了刀。
政启对刘飞扬的驱逐也为日渐高涨的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提供了又一个有力口实。